郑千山

吴德铭教授新近创作的电影故事片文学剧本《花季聂耳》，运用了近几年关于人民音乐家聂耳最新披露的一批历史资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现了聂耳少年时期的璀璨人生。

聂耳的一生非常短暂，除去去世前在日本的半年时间以及在湖南、广州一年不到的从军生涯等（他幼年以及离开云南前曾回过祖居地玉溪加起来大约20天），他23岁半的生命基本上都是在出生地昆明以及上海度过的。聂耳的一生，如果说上海是他“化茧成蝶”的地方，那么，昆明就是他“化蝶”前“为茧成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出生、成长、读书、交游……这18年的生命历程，正是他后来成为早期优秀共产党员和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的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我们关注聂守信之所以成为聂耳非常关键的地方。《花季聂耳》展示的故事，正是以往未过多关注和研究的聂耳生命的这个时期。

《花季聂耳》运用了大量史料，艺术性地展现了少年聂耳的成长道路和启蒙教育之源，这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聂耳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歌的作曲者，其实绝不是偶然的，他从少年时期所选择的革命方向和革命道路，应该才是催生《义勇军进行曲》的必要条件。首先，聂耳的革命选择，离不开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热潮，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都是震撼世界以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在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二六”事变、马列主义在云南的传播、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北门街火药大爆炸等，都是聂耳少年时代经历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加上社会现实以及汹涌的革命思潮，直接影响了少年聂耳的人生选择，最终让聂耳成为了一位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说，《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党的教育引领下诞生的天才音乐作品，其魂魄所系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勇敢精神、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花季聂耳》在探索少年聂耳精神成长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难能可贵。

聂耳去世后，反映聂耳的电影作品也有不少，如于伶等编剧、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经典电影《聂耳》，王斌编剧的《少年聂耳》以及青山编剧、导演的《为国而歌》等等，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些电影作品以赵丹版《聂耳》以及青山编导的《为国而歌》为代表，艺术塑造了聂耳的银幕形象，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但这些作品主要以成年以后的聂耳为对象，对于少年聂耳时期的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表现或缺失，或不免失于概念化、简单化，这对于宣传聂耳，宣传国歌，总是一种遗憾，吴德铭的《花季聂耳》对此可以说是填补了一段空白。

《花季聂耳》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少年聂耳走向革命道路的必然性。聂耳出生于普通平民家庭，生活的艰辛和底层人民的生活让他自小就萌发着革命的激情，他向往革命，同情劳苦大众，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积极接受五四新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喜欢《马赛曲》和法国大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李国柱、李生庄、郭耀辰、甘汝松等交往、学习，与张天虚成为莫逆之交，对老师、云南早期共产党员赵琴仙的被害义愤填膺并积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扣，聂耳的革命道路与云南昆明紧密相关，这正是《花季聂耳》要告诉我们的。围绕少年聂耳，《花季聂耳》还刻画了一批云南早期共产党员的“少年战士”，他们与聂耳一起绽放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红色花季”！

《花季聂耳》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它揭示了聂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聂耳生活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依然是学校的主流，而聂耳从小就经过中华童蒙教育的影响和熏沐，因此，少年聂耳身上，其实也饱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聂耳对于母亲，对于哥哥、姐姐，恪守孝悌之道，这在现存的聂耳日记与书信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聂耳尊重师长，这从他对赵琴仙烈士以及省师段老师的关注和帮助中，可见端倪；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地方文化的热爱，戏曲、花灯、洞经音乐、地方山歌与民谣等等，结合对昆明地方文化影响甚深的法国文化，聂耳早期的音乐活动（如与张庾侯、柏希文、林之音、周霖、桂涛声等的交往以及中学时期参加演剧、音乐会等等）和文学活动（他的文学天赋也非常高，这在他早期的文学创作和日记中可以感受得到），已经为他日后的辉煌人生做好了准备。《花季聂耳》对少年聂耳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花费了不少的笔墨，这样的安排是合理并且应该的。《花季聂耳》反映的云南早期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的图景以及聂耳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沐的内容，也成为一种对青少年童蒙教育的生动教材。

但作为电影故事片文学剧本的《花季聂耳》依然有许多不足和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全剧虽然在表现少年聂耳的故事方面，方向非常好，但表达方式和叙述却显得陈旧，有的地方经不住推敲。《花季聂耳》的故事结构基本脱胎于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以及几年前关于聂耳的零星回忆，故事显得单一和空洞，比如对邱木匠（剧本中作裘木匠）、聂惠茹（剧本中作蕙茹）等的形象就比较单薄，其实在日本人斋藤孝治《聂耳——闪光的生涯》中，对于聂耳早期受音乐熏陶的故事就有很多，完全可以采纳一些来丰富这些形象。少年聂耳从军的经历虽然短暂，但也是他追寻革命的一种表现，这一段中，有许多好故事（剧本并没有限定一定要昆明的故事，何况剧本中还加了些玉溪的场景），《花季聂耳》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十分可惜。

《花季聂耳》里有众多的关于党领导学潮的画面，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不能靠想象。剧本中，聂耳与李鑫、李国柱、吴澄、艾思奇、陆万美、张天虚、袁春晖、聂叙伦等一起带头走上街头的景象，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当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特别支部成立以及临时省委成立都是在秘密情况以秘密身份活动和进行的，怎么可能连特支书记、地下党领导都大摇大摆带头走在游行队伍中呢？聂耳作为一名中学生，没有材料表明他直接与李鑫、李国柱、吴澄、王德三等云南地下党领导一起活动，仅仅是作为省立一中老师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国柱经人介绍与他见过一面，对他这位进步青年给予了鼓励。此外，剧本中大量的活动场所安排于成春堂也是不合理的，成春堂只是一个中药铺面，与聂耳家的居所并不是一个地方（现在的成春堂，聂耳只是出生到一岁时住过，其童年、少年时期主要居住在威远街、端仕街一带），这些场景注明“聂耳家”可能较为合适。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聂耳在昆明时期与艾思奇、陆万美有更深的接触，所谓聂、艾在聂耳离昆前游西山的场景应该并不存在，现有材料表明，聂耳与张天虚在昆明接触较多，与张庾侯、廖伯民、郑易里、李奂若、陶汝泽、许强、周霖、桂涛声、李家珍等接触更多，为什么不以这些素材来组织画面和故事呢？在少年时期，对聂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是二哥聂子明（可以从现存聂耳书信中看到），但为什么《花季聂耳》中几乎见不到这位“聂二哥”呢？甘汝松是聂耳的同学，他与马登云、秦美、李兴源等“八烈士”因揭露昆明北门街爆炸案而被杀害，另外，还有在昆明牺牲最早的革命小英雄梁元斌，如果把他们与聂耳共同进行革命活动作为故事元素来呈现，也许比用艾思奇、陆万美、聂叙伦等来表现，要更具合理性，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剧中对聂耳拜访“经济特元”袁嘉谷以及在袁春晖闺房里活动的场景，也是比较可疑的。袁春晖的父亲是袁嘉谷的侄子，1921年去世（当时袁春晖仅8岁），一个十四五岁小女孩不太可能随便引荐聂耳去拜访爷爷辈的袁嘉谷，而且由于门第悬殊，聂耳与袁春晖交往，袁家是一直反对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交游、初恋，不可能出现聂耳跑到袁春晖闺房去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事。他们喜欢去的玫瑰花田在昆明西坝（张天虚有专文记录），不是剧中写的安宁；剧中引用的聂耳写给袁春晖的那首诗歌（“记得你是一朵纯洁的白兰……”）是几年后的1932年写于上海的，怎么会几年前就跑到昆明“成春堂”写出来呢？另外，“艾思奇”这个名字也是李生萱后来为撰写和宣传马克思与列宁取的笔名（爱马克思与伊里奇的意思），剧本中一开始就用，是否太“穿越”了？这些都属于硬伤。

但瑕不掩瑜。《花季聂耳》毕竟开拓了一块表现聂耳伟大一生的新的表现领域，这对研究聂耳、宣传聂耳，非常有意义，真诚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挖掘与表现“少年聂耳”这块“富矿”，让党的优秀儿子、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