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简史》 凌金铸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汲取中国文化史研究和考古最新成果，设12个专题，从技术、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入手，具体通过对38个知识点深入细致的剖析，环环相构，努力发掘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精彩篇章和演变的内在规律，是一本知识涵盖量大、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中国文化简史。

>>内文选读：

雅俗并茂的宋代文化

宋代，中国文化的路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文化类型来看，都市文化涌现，出现了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并存，雅、俗文化并行发展的局面；从文化风格来看，与之前的唐代文化截然不同，唐代文化是一种相对粗放、外倾、色调浓烈的开放文化，表现出一种外向、粗犷、豪放的特色，而宋代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内敛文化，表现出一种内省、精致、雅致的特色。

两宋的士大夫文化表现出精致内趋的风格，也表现出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显得十分高雅。宋代士大夫善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这个理念贯穿于宋词、宋书、宋画、宋文、瓷器和园林建造等诸多艺术门类。

宋书推崇魏晋书法风范、追求个性、倡导尚意，推崇有意无法。所谓尚意，也就是崇尚书法的意境、意趣，表现书法家与众不同的个性雅趣。宋代书法家，“师法前人，创新意蕴”，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的“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还有一个皇帝即独创“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他们的书法，看似随和烂漫，却充满笔情墨趣，透着儒雅和亲切。

米芾的《苕溪诗卷》（局部）

宋画也雅。苏东坡主张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的意趣。因此，宋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瓷，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始建于两宋时期的私人园林，如苏州的网师园、沧浪亭，也体现出精致细腻，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幽静、深邃、温柔恬静之感。士大夫们的饮茶、收藏、服饰都体现出优雅、细密的风格。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甚至连服装，士大夫们也钟情于简朴清秀的特色。

最能体现士大夫精致细腻和高雅文化的，还是宋词。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的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它侧重音律与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惆怅，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有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词坛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了宋代文人与唐人大不同的心境与意绪。

宋词承接晚唐和五代词。晚唐温庭筠开创的五代文人词，奠定了宋词蓬勃发展的基础。以他为首形成的花间词派，多用华丽的字词和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离愁别恨，如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被王国维誉为“开北宋一代风气”的五代词人冯延巳，作品深婉而缠绵悱恻，将晚唐以来的婉约词风又推进了一步，如《鹊踏枝》写孤寂惆怅：“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苏轼画像

宋代词人在词风、内容、用语、音律方面都有一系列的创新，把这一流行的艺术形式推向了一个新境界。

首先，发扬光大婉约之风，开创豪放词风。北宋初年，晏殊、宋祁、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沿袭南唐词风，而张先和柳永为之一变，把词的小令形式改为长调的慢词，把内容从狭窄的闺怨闲情变为从多种层面表现都市生活，把清婉含蓄的词风变为尽情的铺陈。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抒写离人的愁思，苍凉而激越：“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苏轼的《邂逅帖》

苏轼的婉约词运用传统诗歌营造意境的手法，纪事明快，融情于景，情感真挚，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怀念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在光大婉约词的同时，还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是这个风格的代表作。同时代的王安石、黄庭坚等人也有豪放词。这一词风，经南宋辛弃疾、陆游等人大力倡导，得到了充分发展。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等都是著名的豪放词人。辛弃疾的豪放词“奔放如天风急雨，豪迈如大海高山”（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8 页），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报国无望的悲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画像

其次，通俗与雅致并行不悖。一方面，柳永把民间的长调、俚语入词，苏轼、辛弃疾等人则把诗、词、散文合流，明白晓畅，不讲雕琢，随意尽情抒写。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散文一样通俗明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另一方面，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人则在雅致上下足功夫，以表达阴柔之雅，纤细之雅，冷艳之雅和凄婉之雅。如秦观的《江城子》写暮春恨别：“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如李清照的《如梦令》写惜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贺铸的《青玉案》写暮春闲愁：“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最后，格律与自由表达并蒂开放。苏轼等人自由表达，将词境扩展到了“无情不可容，无事不可言”的程度，但被时人批评为不合音律，不能歌唱，于是有周邦彦等人注重格律，讲究“语工而入律”。周邦彦精通音乐，致力于语言和音乐的熔铸，字句和音律都有严整的法度，形成精巧工丽的典雅风格。这一风格和传统为南宋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等人继承，格律词派盛行一时。如周邦彦的《解连环·怨怀无托》写情痴的怨怀无托：“怨怀无托。嗟情人断绝，信音辽邈。纵妙手、能解连环，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想移根换叶。尽是旧时，手种红药。汀洲渐生杜若。料舟依岸曲，人在天角。谩记得、当日音书，把闲语闲言，待总烧却。水驿春回，望寄我、江南梅萼。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

赵佶的《题欧阳询张翰帖后跋》

与精致的上层高雅文化相对应，另一种文化形态热闹登场，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井文化。“市井”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交易场所多有水井，供人畜饮用，故称市井。北宋时，城市经济繁荣，店铺随处开设，还出现了夜市。由此而繁衍出大量的市民，产生了汴梁、成都等国内贸易中心和杭州、广州、泉州等国际贸易城市。市民阶层随之壮大。

市民们很少像士大夫那样忧国忧民，也没有士大夫那样的雍容和闲情，更无意追求诗情画意和高雅的情趣，而是醉心于能直接而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形式。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出现了曲子、靖宫调、杂剧、杂技、说书等这些市民喜爱的艺术形式。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本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一种被称之为“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商业化运作。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能在市民中找到自己的观众。

而所谓勾栏瓦舍，固定的商品交易兼游艺场所叫瓦子、瓦室或瓦舍，在瓦舍里设有栏杆围起来的演出场所叫勾栏，勾栏里有乐棚，专供专业艺人演出使用，勾栏里演出各种各样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说浑话（小品）、说书、讲史、皮影戏、傀儡戏、散乐、清宫调，还有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说、唱、斗、打，吹、拉、弹、唱样样都有。勾栏外观众云集，大声应和，热闹非凡。程千帆、吴新雷认为，宋代伎艺商品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京城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子、商贾，都可以出资雇用乐户艺人，随时演出”。（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8 页）

这种野俗的、热烈的市井文化在宋代极为流行。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宋代这样把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这种市井文化兴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传统文化中的主要艺术门类——诗词逐步退场，而新兴的艺术形式戏曲和小说走到了文化舞台的中央。

文：凌金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