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看中国历史，不能缺一双“海洋眼”

图源：视觉中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朝宰相魏徵此言，人人皆知，真正的理解者却少。回望历史中的无数次蹉跌，常有“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黑格尔）之叹。

一方面，读史方法有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史没读到。故“读史却不知兴替”。

以中国史而言，海洋史便极少被关注，人们对它的了解，远不如陆地史，可近代困境恰恰源自海洋。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明清屡屡禁海，为何水师建设总是滞后……当葡萄牙人开创线式队列、炮击为主、轮流发炮的新战术时，东方海军依然保持传统的“跳仓”战法，火炮无法精确瞄准，仅有震慑作用；而明末郑芝龙使用的火船突击、同归于尽的战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仍被当成奇招……历史不断惩罚忽略它的人，这也提醒着当代读者：海洋史不可不读。

一波才息一波生

不读海洋史，因其难读。一是史料少，二是多中心，三是常变化。不像陆地史，给人以清晰的从上到下（或从中心到边缘）的秩序感、从古到今的线性感，只是这秩序感、线性感多由人造，易成认知枷锁。

该怎么读海洋史？葛兆光先生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为我们提供了门径。这本书是课堂讲义，深入浅出，重在方法。

从陆地史看“忽必烈东征日本”，只是“小事件”，意在消化南宋降兵，败于风暴等“偶然因素”，影响有限。可从海洋史看，元朝是“人类史上首次全球化”，它将不同文明纳入统一时间，即：“如今日头出的地方，日头落的地方，都是咱每（们）的。”这是一次格式化，中原传统儒家社会结构（士农工商）亦遭瓦解。“东征日本”是世界史扩张的必然一步，它的失败激发了日本、高丽的民族意识，使“后蒙古时代”从“合”又转向“分”。

再如“万历援朝战争”，从陆地史看，明朝、日本、朝鲜三方博弈，明朝消耗国力，亡国亦与此相关。但从海洋史看，葡萄牙人、暹罗人等都曾试图卷入，目的是修改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秩序”，日本挑战失败，转向锁国200多年，而保留旧秩序的代价是，在大航海时代一错再错。

其实，海洋史的材料并不少，本书介绍了朝鲜使节的《燕行录》、越南使节的《朝天录》、日本的《华夷变态》等，皆为巨制，另有碑刻、个人文集等，堪称浩瀚，许多细节让人耳目一新。以道光皇帝为例，正史较少提到他的相貌，官方绘图亦无大异，但越南史料称他“春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朝鲜史料也说他“齿尽脱”。可知所谓史料少，实为阅读少，而无知必有代价。

站在海洋史的角度，才能真正体会到“一波才息一波生”，历史盘根错节、此消彼长、互为因果，没有永远的中心，只有永远的流动性，勇于求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本书寄托深重，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况味。

不受帝国保护的商人

“于是国王（亲自）前往中国，他杀死了抵抗者，将那里洗劫一空。”在塔巴里《历史》中，记录了也门国王“征服”中国的故事……

各国早期史中，不乏“先前阔”传说，正是这些传说，激励商人们不避艰险去开拓。早在公元713年，阿拉伯贸易使节已前往唐朝，8至10世纪，阿拉伯海商主导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常有战争不同，海上丝绸之路持续和平，印度洋上的商船很少携带武器。

在《东来西往：8-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中，作者陈烨轩呈现了与“大航海时代”迥异的图景——无“仗剑经营”者 ，亦无“半商半盗”，政府很少参与海商经营。阿拉伯海商聚居在各港口，与当地人合作，东南亚诸国来华“贡使”，多由阿拉伯海商充任。黄巢之乱，广州城10多万阿拉伯海商罹难，只好迁往马来半岛的吉打，后逐渐迁回广州，又遇侬智高叛乱，损失惨重。

11到13世纪，宋朝海商成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埃及、印度、东南亚……中国船占大多数，宋朝海商亦持阿拉伯海商的规则，只做“不受帝国保护的商人”，却忽略了阿拉伯海商的另一面——勇于冒险，在相当长时期，少有人能两次到中国，依然前仆后继。

宋朝海商落入阿拉伯海商同样的困境：大环境宽容，生意发达；大环境逼仄，陷入衰退。他们不想惹麻烦，可在传统社会，海商的流动性天然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苏轼便指责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

宋朝中叶始，沿海船民被编入海船户，此后政府的宽容政策屡遭各种原因打断。“置身事外”未能保障崛起的宋朝海商，因一次次错过历史机遇，王朝与海商走向双败。

历史无限复杂，亦有恒数：效率高者恒胜，效率低者恒败。无尽委屈，无数借口，都无法改变大趋势。阿拉伯海商东来，宋朝海商西往，皆在此基本律上行走。本书钩沉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草蛇灰线，给读者别样的启迪。

寻找遗失的印度洋记忆

“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宋代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这样写道。龙涎香是抹香鲸肠道分泌物，只产于印度洋，宋商主导海上丝绸之路时，宋徽宗“青丝贯之，佩于颈”。郑和之后，中国海商退出印度洋，龙涎香渐成传说。

在《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中，作者杨斌钩沉了嘉靖皇帝与龙涎香的故事——嘉靖沉迷道教，急需龙涎香“斋修”，不惜高价购买，却“十多年来一无所获”。1556年，嘉靖甚至发动全国力量采办，勉强凑了2斤多，到1560年，才发现其中多数是假的，仅一两块是真的，还是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的。此时葡萄牙人已掌控印度洋航线，只有他们才能找到龙涎香。靠龙涎香，葡萄牙人得以占据澳门。

《明史》指斥嘉靖荒淫，却未深究“受制于人”的原因。

从陆地思维看来，守成胜于进取，所以刘大夏敢于将郑和档案“取而焚之”（此说真伪有争议），终至印度洋“渐渐地和中国越行越远，越来越模糊，乃至隐而不见”。

本书意在找回遗失的“印度洋记忆”，从宋代沉船“泉州一号”，到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乃至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皆证明中国和印度洋曾有的紧密联系。

此外，贝币在中国流通上千年，明代南京有专门的贝币库房，而流通用贝币只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西游记》中的人参果，宋代制造的无钉海船，乃至明人对马尔代夫“海港爱情”的曲折描绘……它们在杨斌的笔下，皆成通往过去的线索。

本书由21篇专栏文章组成，胜在多姿多彩，从不同侧面呈现历史的丰富性——中华文明亦向海而生，找回海洋中国的记忆，才能完整呈现它的风采。

海洋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宋代理学家程颐曾向老师发问：“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大地安在甚处。”程颐之问的背后，是巨大的恐慌：我们所知的一切，来源皆可疑，却很少被追问。换言之，处于怎样的氛围，就会有怎样的定见，欲破定见，必先破氛围。羽田正的《从历史看海洋：东亚海域交流300年》即破围之作。

本书截取东亚史的三个百年，据海洋史的逻辑，分成三个阶段，每阶段都有它的中心任务，身处其中的中、日、朝三国，种种变化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历史的“规定动作”。

在开拓海疆阶段（1250-1350），不论南宋“向海立国”，还是元朝启动海漕，乃至日本南北朝终结，高丽与元朝的海道往来加强，均为陆地到海洋的跃迁。

在相互争夺阶段（1500-1600），明朝实行海禁体制，日本自建朝贡秩序，“万历援朝战争”将东亚三国卷入其中，而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也加入竞争，东亚海域与“大航海”相接驳。

在分栖共存阶段（1700-1800），清朝“一口通商”，日本“闭关锁国”，朝鲜“闭关自守”，在对抗“大航海秩序”的同时，彼此仍保持着交流与好感，互相救助船难渔民，却在政府层面保持冷漠。

三阶段起伏跌宕，但中日、中朝、日韩航路几无变化，各港均有对方侨民……可见，必有一种共识贯穿其间，基于它形成的认知，犹如大地，托起了历史，却难被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洗礼后的现代人理解。当现代人感慨“假如当初如何，则现在会如何”，当彼此执着于“这是我们的原创”，当“我为何如此不同”被反复提起……历史便偏离了海洋视角，“历史的垃圾时间”反而成主角。

本书的价值在于给读者一双看历史的“海洋眼”，字里行间，透露着深切的关怀：我们真地搞懂“大地安在甚处”了吗？如何不被叙事快感迷惑，体悟历史的真逻辑？

文：蔡怀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