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的道统思想

张栻是南宋重要的理学家，师承五峰，服膺周、程，友于朱子，与朱子、吕祖谦鼎立为东南三贤。在南宋道学格局中，张栻之学渊源于胡宏的湖湘学，然因与朱子思想密切，在后世朱学独尊之道学格局中，张栻获得了超出吕祖谦和陆象山的地位，在《宋史》中与朱子同归属于“道学”，而吕、陆则被归为“儒林”。朱、张二贤在学问和道德上相互砥砺切磋，在吸收对方观点的同时，仍保持了各自的思想特色，可谓和而不同。张栻实为朱子诤友，曾对朱子思想、修养及政治主张有着严肃批评，并非如今人所谓“随朱子脚跟转也”。张栻自我肯认为二程道学的传人，与朱子一样，对传承儒学之道有着自觉的使命担当。其道统思想亦有着与朱子不同的特色。以下略论其关于道统谱系与工夫的看法。

在道统谱系上，张栻认为儒家道统是一个具有连续性、阶段性、差异性的发展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表德位一体的圣王阶段。至孔子则转入圣与王的剥离期，言“其不得时位而在下，则夫子之道；其得时位而在上，则帝王之业也。”他肯定孔子与尧舜在德性上无有轻重之别，但在功业上却“贤于尧舜”。“然孔子立教垂范而传之后世，其事业为无穷也。”高度肯定孔子的教化之功，提出为学当学孔子。“学者，学乎孔子者也。”认为孔子是“集乎道之大成”“述作大备，遂启万世无穷之传”。张栻还据孟子五百年出一位大圣之观点提出“圣之盛”说，指出同为圣人的武王、周公等不如尧舜禹汤文王孔子之盛。孔子殁后，道传于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意味着儒学进入没有圣人的贤人时代，孔门弟子后学以自身所学以传圣人之道。其中颜子在各方面皆最接近圣人，“颜子之在圣门，盖知圣几矣”。当以颜子之学为进入圣道之门，“学圣人必学颜子则有准的”，为此张栻编有《希颜录》。颜、曾之后，子思以《中庸》传孔子之学，为孟子所传承，“子思述孔子之意，而孟子传乎子思者也”。就孟子与孔子关系而言，属于“闻而知之者”。高度赞扬在战国时代，只有孟子“独以身任道”，极力捍卫、发扬夫子之道。

孟子殁后，秦汉以下，儒道失传，直至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方才接续此道。“至伊洛君子出，其于孔孟之传，实闻而知之”。他们通过体验儒家经典而传圣人不传之学，“惟三先生生乎千载之后，乃能考诸遗经而得其不传之妙以相授受”。张栻特别突出了周敦颐再续圣道的开创意义，二程则是继周敦颐而起的综合者。周敦颐通过对《易》之太极、《中庸》之诚的诠释阐发其宇宙论和本体论，并提出学颜子之所学，志伊尹之所志的成圣工夫和政治担当，深刻影响了二程兄弟，他们承周敦颐之说而发明穷极之。张栻屡屡褒崇周敦颐接续孔孟、开启道学的贡献，认为“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先生发端之功，顾不大哉！”在朱子道统论中，关于周敦颐的道统地位因《中庸章句序》和相关文集表述之不同，而引起今人的无谓纷争。但张栻对周敦颐的推崇则无此等问题。此外，张栻对张载甚少论及，似并不认为张载具有与二程同等传道地位，只是对其《西铭》理一分殊说颇表欣赏。而朱子对张载的重视显然高于张栻。但张栻对杨时、谢良佐、尹焞等程门后学表达了认同，视他们为二程之学的传承者，接续发扬了二程道统，体现了北宋至南宋一百多年间道统的延续性。“自伊洛以来至于今未百载，当时见而知之者，固不为无人”。他在杨时《画像记》中赞赏他“得《中庸》鸢飞鱼跃之传于言意之表，践履纯固，卓然为一世儒宗。”并赞扬游定夫造道极深而师表后学。赞赏胡宏《知言》是“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可以使学者“造高深之无极，体用该备”。朱子则与之不同，否定了二程门人对二程之学的继承，认为他们《中庸》说虽详尽而不乏高明，但却淫于佛老而背离二程之学。“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对程门高弟评价之别，可谓朱、张道统论的最大分歧。朱子认为，二程之后，他接续了二程之学。张栻亦自觉认同自己继承了程门道学，“某也学乎程子之门者也”，担当继承发扬二程道学的使命，“然而今之学者，岂无有乎尔哉！然则可不勉之哉！”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对汉唐期间获得理学高度评价的董仲舒、诸葛亮、王通、韩愈四人，张栻唯独对诸葛亮给予极高评价，《武侯祠记》表彰诸葛亮具有挽回仁义之风，反对功利之风，扶持皇极，端正人心的教化之功，“凛凛乎三代之佐”。并为诸葛亮撰《画像赞》。

在道统经典上，张栻表达了对古典经学文本与道学经典文本的推崇。张栻并无专门的五经阐发之作，只是对《春秋》有“史外传心之典”的评语。对《四书》也只是撰写了《癸巳论语说》和《癸巳孟子解》两部，并无《大学》《中庸》的解释著作，似乎并不太关注朱子最看重的二书，而更聚焦于《论》《孟》。他认为《论语》是对孔子言行完备之记录。圣人之道以此为极致，教人之方亦大略具于此。《孟子》则集中体现了孟子对孔子之道的发挥，“使后之人知夫人皆可以为圣人而政必本于王道”，对学为圣人和成就王道作出了重要论述。《孟子》一书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发挥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拨乱反正之大纲也。”张栻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二程《二程遗书》《程氏易传》极为推崇，反复告诫友人当熟读之。

在求道工夫上，张栻强调义利之辨，认为二者是道的分判所在，“道二，义与利而已矣”。故学孔孟之学，当先明义利。“学者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此是张栻说的特出之处。他推崇二程的主敬涵养，格物穷理说。“二先生所以教学者，不越于居敬穷理二事”，二者互相促进。穷理之学是儒学区别异端的根本，“此学所以贵乎穷理而吾儒所以殊夫异端也”。主敬工夫是进入圣门的必要路径，“其惟敬而已乎”，“若识圣门持敬味，临深履薄更何之？”存养扩充工夫实质是“穷理而居敬”。《敬斋记》赞扬二程对致知、主敬工夫的倡导，“始晓然示人以致知笃敬，为《大学》始终之要领”。致知在于明心，主敬则是持心，“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敬斋铭》论及敬、安心与传学的双重意义，“夫敬者，宅心之要而圣学之渊源也。”敬是心之存养，而其根本在主一无适。他写有《主一斋铭》《主一箴》，提出“曷为其敬，妙在主一”。肯定主一无适可以收敛凝聚此心，是为学之指南。主敬工夫要注意防止拘迫和悠缓之病。张栻还从生生、动静之角度论敬，提出“敬者，心之道，所以生生也”。再三强调克己工夫，认为克己是通向仁的根本，求仁之“难莫难于克己也”。克己具有化除私欲、呈现天理的效果。“唯君子以克己为务，己私既克，无所蔽隔而天理睟然”。所作《克己箴》提出克己与主敬工夫相通，克己针对的私欲是对敬的最大干扰者，故“克其所以害敬者，则敬立矣。”《克斋铭》提出克己与致知工夫贯通，“圣有谟训，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

张栻尤重知行工夫，认为“圣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指出颜子之学即致知力行之学，“愿与同志之士以颜子为准的，致知力行”。提出知行互发说，“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知行者相互促进，“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知对于行具有通达指引之作用，行则可以增进对知的认识。“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知行存在精粗层次之别，知先于行。入圣之方根本于致知力行，由此达到不思不勉境界。秦汉以来道统失传，即致知力行之学的失传，至二程夫子方才接续，以穷理居敬之方指引学者从事致知力行的入圣工夫。但二程以后，学者又偏于求知而忽视躬行，偏离求圣之功。入圣关键即在做到知行工夫并进。告诫学者在求仁工夫上当“致知力行，终吾身焉也。”认为孔子作为大成至圣的关键即在知圣俱极，智圣合一，“语道则圣之极，是知之极者也”，知之极即圣之极。可见张栻的道统思想在道统谱系上尚孔孟之传，突出周程再续，肯定程门后学传道地位；在入道工夫上，彰显了义利之辨、知行互发、主敬致知的重要性，体现了较为完备而具有个人特色的道统观。

（作者：许家星，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许家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