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自产生以来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且远播他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掀起了一股“儒学热”，并先后成立了18家孔子学院，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影响。《论语》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它的译介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问题的困扰，学术界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儒学，从那时起，儒家思想深受俄罗斯知识阶层喜好。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俄罗斯出现了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断裂，造成整个社会主体信仰的缺失，这种缺失现象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建社会价值观的使命意识。在此过程中，除了俄罗斯传统文化得以复兴之外，各种社会思潮也纷至沓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便是其中之一。

当代俄罗斯儒学研究阵容异常强大，其中部分成员甚至成为新世纪俄罗斯重要儒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代表人物有贝列罗莫夫、马尔德诺夫和卢基扬诺夫。他们常以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等作为研究对象，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同时对儒、释、道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东方哲学之间、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迭代。比如，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升俄罗斯的儒学研究。

当代俄罗斯儒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贝列罗莫夫，作为当代汉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会长，1998年贝列罗莫夫的《论语》译本出版。译者不仅总结了历代俄语《论语》译本的精华，而且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大量注释。该版本除译文外，还收录了孔子生平成就、儒家学说研究以及对儒学前景的展望，被学术界认为是目前为止俄罗斯最为系统、最为完善的《论语》译本。贝列罗莫夫有“俄罗斯的孔夫子”之称，他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出版有儒学译著《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法家与儒家》《孔夫子的格言》以及《孔子：生平、学说、命运》等。作为俄罗斯新儒学的代表，贝列罗莫夫认为不同的时代对孔子的阐述不尽相同，儒学可以归为伦理学的范畴，古为今用。

马尔德诺夫以研究儒学术语见长。2000年，马尔德诺夫和佐格拉芙合译了《孟子》一书，同年他还出版了专著《论语》，在序言中，译者对“德、仁、礼、义”等儒学术语进行了详尽解释。该书最大的特色是注释不多，对译文中难以理解的部分用了大量篇幅进行解释。其创作的目的是针对对儒学有兴趣的人，译者将儒学纳入世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早已超越了翻译的境界。由于马尔德诺夫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认识，故其论著的译文部分达到了难以企及的精准程度。贝列罗莫夫给予其高度的赞扬：“马尔德诺夫克服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离开逐字逐句的直译，成功地传达了《论语》中对话与见解的主要内容。”

卢基扬诺夫是六卷本俄文《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副主编，其部分成果于苏联时期完成，部分成果于苏联解体后完成。他是将儒释道研究与易学及西方哲学研究融于一身的汉学家。他在1989年出版的《东方哲学之形成：古代印度与中国》一书通过分析中国、印度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以现代历史哲学为视角，探讨了东方哲学形成的规律以及其间的共性与差异，阐释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哲学产生的影响。2000年出版的《老子与孔子：道学》是儒道思想研究的总结之作。2003年，卢基扬诺夫编辑的《儒家经典〈中庸〉》出版，里面收录了四位译者的《中庸》译本：柯尼西的《中间与恒在》、布罗夫的《中庸学说》、卢基扬诺夫的《遵循中庸》与尤盖的《中间—平常》。2005年，卢基扬诺夫在休茨基版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了《易经》。

从当代俄罗斯儒学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儒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相关译介的质量方面，相较前期都有较大提升，其中尤以《论语》最为突出，已从节译到全译再到合集。1999年是俄罗斯学术界《论语》研究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圣彼得堡晶体出版社发行了《论语》俄译本合集。该书收录了自瓦西里耶夫以来的所有《论语》俄译本，清晰、全面地展示了《论语》在俄罗斯的发展、研究状况，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是研究俄罗斯儒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2004年9月，为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在俄罗斯孔夫子基金会的主持下，俄罗斯汉学家新译的“四书”全集顺利出版。新“四书”全译本总结了历史上俄译“四书”的优缺点，是迄今最为完整、最准确的俄文译本，引起了中俄儒学界的广泛重视。贝列罗莫夫负责“四书”全集的组织翻译工作，并亲自为俄译本做了注释。

当代俄罗斯儒学研究的目标是将儒学融入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已经超出了纯学术范围。这一转型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恢复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有必要了解东方的儒家学说”。可以说，当代俄罗斯对儒学研究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层面来进行自我审视和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