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5、27日和7月1日《新华日报》剪报

1949年7月9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出《走，向着大西南走》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颁发给金一杭的《行军模范证书》

1949年8月金一杭南下前拍摄照片

金一杭与澄江县龙江乡群众共同庆祝土改胜利发土地证

金一杭的好友张采恭行进在云贵高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新纪元，中国妇女运动也翻开了崭新一页。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北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贺电，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从此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随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等时代召唤及其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壮丽实践，使中国妇女发展进步事业充满勃勃生机，妇女解放和发展都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

城市女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准备向西南进军的战略部署和有关布置，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组建一支为解放、接管和建设西南服务的干部部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称“西南服务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1949年6月12 日，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成立，在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设团部招生。6月底，西南服务团在上海的招收工作结束后，到南京汇合集训三个月，成立西南服务团总团部，邓小平任总团长，曹荻秋任副团长，宋任穷任总团政委。6月25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本市筹组西南服务团”消息，提出“把胜利大旗插到西南去”，号召“大中同学踊跃报名”，引发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报名热潮。西南服务团的成员除上海和南京的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外，还有苏南地区的青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毕业生、东北地区部分西南籍青年干部、华东支前司令部的支前团员等。西南服务团下编为川东支队、川南支队、重庆支队、云南支队等。

1949年10月3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氛围中，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启程，进军西南，开始了长达8000余里、跨越7省的“小长征”。这批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的干部部队，约1.8万余人，其中从上海、南京等地招收的青年学生约1.1万余人。其中包括当时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及其附属中学读书的女学生（如本文访谈的金一杭、谢剑平、程娴箴、王四维等），她们与老区南下女干部、中共云南地下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中的女战士，共同构成云南解放初期第一批基层女干部。

“走，向着大西南走”

金一杭回忆，当时中央大学附中有18人参加西南服务团，其中还有2名老师。谢剑平原名谢婉珠，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是瞒着家人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家人得知情况后，曾追到贵阳，但因为她改了名字，家人未能找到她。王四维出发前，先把行李寄放在同学家里，离开南京后才写信告诉家人。这些青年女学生，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义无反顾踏上南下征途。

行军途中，她们先沿铁路乘坐“闷罐车”到达长沙，再步行到云南。为减少行军负担，行李一再精简，丢弃一些非必需物品。谢剑平、程娴箴二人，一个带床单，一个带被子，晚上合盖一床被子，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当王四维动情讲述这一历史过程时，金一杭情不自禁地唱起当年南下的战歌《走，向着大西南走》：“走！走！走！向着大西南走！解放大西南，建立新中国，浩浩荡荡伟大雄壮的进军，我们要走在前头！”这首歌是她们永不磨灭的共同青春记忆。

1949年底至1950年初，西南服务团全体团员分别到达四川、贵州和云南。他们一部分留在城市搞接管，一部分到农村，投入征粮剿匪、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斗争中，大多数成员以后成为西南建设的干部骨干。

开展征粮 剿灭匪患

西南服务团到云南的这批女干部，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征粮。当时西南地区面临严重的缺粮问题，各省区库存粮食对于军需民用来说，如同杯水车薪，有200多万部队及公职人员需要人民政府供应粮食，征粮形势异常严峻。1950年4月，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云南省1949年公粮征收暂行办法》。随后，全省上下全面开始征粮工作。各县县委成立征粮指挥部，各区组建征粮委员会，并抽调干部进行培训，组成征粮工作队分赴各区、乡征粮点，女干部们分赴各县开展征粮。金一杭被分配到澄江县，担任征粮工作组组长。她找到村子里的贫农，跟他们讲形势、讲政策、讲道理，让他们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提高群众觉悟，积极参加征粮工作。

征粮是在农村基层政权仍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依靠原有保甲制度开展的，因而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而且，在解放前就盘踞在云南的土匪以抗粮抗税为号召，煽动群众，四处发动暴乱。匪患最严重时，云南通往省外的公路交通全部中断，工农业生产和征粮征税等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破坏与困难。

参加征粮的基层女干部面对残忍的土匪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与土匪展开英勇斗争。谢剑平被分配到匪患严重的易门县去征粮，在与土匪的斗争中，她不幸被暴徒绑架，险些遇难。分配到新平县征粮的刘景庄，在与土匪的斗争中更是九死一生，被土匪砍了10多刀，腿部中枪，土匪以为她必死无疑，扬长而去。但她依靠坚强的意志，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奇迹般活了下来，在她的头部留下了终生不能消退的伤痕。

由于匪乱四起，大批征粮干部遭到杀害，征粮工作陷入僵局。严酷的斗争表明，征粮必须剿匪，不剿匪无法征粮。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云南坚决进行剿匪，保障征粮工作顺利进行。尤其是在发生匪乱的地区，军队和地方政府共同组成征粮工作队，把剿匪和征粮很好地结合起来。随着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征粮政策环境的改善，云南的征粮工作有了新进展，全省终于渡过了粮食供应严重紧缺的难关，这是云南新生人民政权取得的一大胜利。

投入民主建政 密切联系群众

西南地区的匪患基本平息后，各地紧接着进行减租退押，各乡都培训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相继成立各级农民协会，逐步建立了农村的基层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盘根错节的农村封建反动势力，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通过民主建设，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大批妇女参与了对国家的管理。

云南土改工作分阶段分区域开展。金一杭在澄江县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她所在地区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坝区，土改方针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据她回忆：“云南地区土改和农村的镇压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掌握地主的‘黄白枪’，也就是把地主的黄金、白银和枪收上来，农民才不害怕。”澄江县人民法庭还召开公审大会，审判一批恶霸地主，农民这才敢起来开展土地改革。

基层女干部和各方面来的同志一起，领导或参与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民主改革斗争，受到各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其中不少同志被选为乡、区、县政权的干部。如今仍健在的山东南下女干部牟秀春，密切联系群众，多次被选为华宁县组织委员、三区区委书记等，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新中国新云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好”“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的响亮歌声响彻云岭大地。

建设基层组织 终身信仰坚定

这批女干部的另一基层工作是担任农村党支部组织员。云南解放后，建立基层党组织是基层党建的基础性工作。金一杭1949年9月参加共青团，1950年5月入党，参加了在澄江县举办的第一批组织员训练班，成为澄江县第一批女性组织员。从1950年到1955年间，她在澄江县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发展党组织，从地方上培养了一批县级主要领导人。全省到1958年初，除少数沿边境一线地区外，乡一级都成立了党支部，为中国共产党云南执政建立组织保证。

这批知识女性，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参与到党的基层工作和与敌人的残酷战斗之中，奠定了新中国云南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她们虽身为女性，却坚强勇敢、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她们经受基层工作历练，逐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虽经历岁月磨砺甚至生死考验，信仰却始终未曾改变。

据刘景庄的儿子讲，他母亲从75岁时开始，因身体原因，行动已不太方便，但是每年1月1日，母亲都嘱咐儿子代她缴纳党费并说，这是她一生的追求。谢剑平南下时改名，却因误会被开除党籍，她恢复党籍补发工资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补交党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金一杭在六七岁时，因逃避兵灾，摔伤导致右手残疾，握笔困难，几十年来她工作和学习都是坚持用有残疾的右手写字，九十多岁仍坚持书写。

云南解放初期的基层女干部们，扎根基层，奉献青春，克服重重困难，经历诸多磨难，却始终信仰坚定，忠于党、听党话、跟党走，她们是云南基层政权建设的拓荒者，在云南解放和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树立起基层女干部的丰碑！

（苗艳丽 田泽坤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