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而以经部冠其首，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孔子删述的“六经”，被誉为古代中国的“教科书”，更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而在近代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下，犁经为史，将经学逐出大学的学科体系，令中国文化的根荄遭受重创。回归史实，拨乱反正，还经学以公道，使中华文明发皇，适其时矣。

“六经”非史

在“全盘西化”思潮影响下，推倒孔子、否定“六经”成为一时“风尚”。有人藉由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六经皆史”一语，宣称“六经”非经，不过是史料或普通史书而已。在反传统的年代，此说无须论证即可成立。“六经”既然“皆史”，则古代中国何来的“经”？既然“六经”非经，则孔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凭空造出来的“神”。经过如此这般的逻辑演绎，“六经皆史”便被上升为反对封建制度、将孔子拉下神坛的“革命”之举。

既然事情缘起于章学诚，我们便不能不好奇，一生读孔孟书、生当社会尚称安定的乾嘉时代、41岁中进士、仕途尚属顺利的章氏，其反孔非经的动机何在，证据又何在？最好的求解方式，莫过于读他的《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涉及章氏经学观的部分，集中在卷一的《易教》《书教》《诗教》《经解》四篇。以“六经”中的《易》《书》《诗》列全书之首，而且三经皆与“教”字相连，以之为教化万民的本源；继之以《礼记》论“六经”大旨的《经解》篇作结。此布局，已烙上章氏尊经的鲜明印记。

“六经皆史”一语出于《易教上》首句，似有提示全文之意。然而，通读全卷四篇，居然无一处文字申述“六经”何以为史而非经！章氏反复论述者，却是如下几点。

第一，经乃“纲纪世宙之谓”。此语旨在为经学定位。学术有高下，功用有大小。章氏认为，“经”字取义于《易》“君子经纶”一语，经乃“纲纪世宙之谓”，是最高层面的学术。而后世浅学不辨于此，于书名滥冠“经”字，《经解上》历数其妄：如墨子之徒称《墨子》为《墨经》，战国之人冒用伏羲、神农、黄帝之名而称《灵枢经》《难经》《甘石星经》。西汉以后，此风大开，致有《禽经》《相马经》《茶经》《棋经》等名。东汉秦景从天竺带回佛门《四十二章》，原不称经，汉译本亦不冠“经”字，佛教盛行后始称“佛经”；而《老子》亦称《道德真经》，《庄子》称《南华真经》，《列子》称《冲虚真经》。章氏慨叹：“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文史通义·经解下》）章氏之推崇“经”，可见一斑。

第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此语是为《六经》定性，经是先王为政的典制，卓具权威性。章氏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文史通义·经解上》）；“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文史通义·易教上》），“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文史通义·经解中》）。是章氏明言六艺为“经”。

第三，孔子之功在传承周公之典章。章氏云，孔子身处三代之衰，而能存亡继绝，承传周公之典，厥功甚伟，“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文史通义·经解上》）；又云，文王拘而演《易》，武王克商，以《周易》立一代之典教，“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文史通义·易教上》）。此又足见章氏对孔子之推崇。

第四，“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章氏考镜源流，辨析六艺称经的过程，“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东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为维护孔学的正统，孔门后学，“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荀子说“学始于诵经”，庄子说“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均子夏门人，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文史通义·经解上》），此说客观公允，并无反孔叛经之意。

第五，经有其支裔。“六经”之外，孔门时有新增之经，它们“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大小《戴记》，《左氏》《公羊》《穀梁》等，故儒家有九经、十经、十三经、十四经等，“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文史通义·经解上》）。此类经籍与“六经”一体，乃儒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此说亦符合常识。

综上可知，章氏尊孔崇经，严辨孔子“六经”与儒门之外种种“非经之经”的区别，维护“六经”的至尊地位，哪有半点离经叛道的意味？

经学至尊地位非武帝所赐

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王朝的思想与国体的统一，“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继采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当今教科书的解读是，儒学原本百家之一，因武帝此举而被抬高到至高地位。此说似是而非。

治国理政，采用某种思想为主导，此为普遍现象，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所择是否允当？儒家虽是百家之一，但与诸家并非不分轩轾。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已然独领风骚。其后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薪尽火传，汉初犹有田何传《易》，伏生传《书》，申公传《诗》，高堂生传《礼》，至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六艺篇籍，凡103家、3123篇；儒家，凡53家、836篇；门庭之盛，远超诸家。司马迁《孔子世家》盛赞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所传六艺之学，始终是举国折中的标准，天子王侯，概莫能外，社会基础最为深厚。

《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均是六艺的“支与流裔”，最大弊端是“各引一端”“各推所长”，剑走偏锋，如道家“独任清虚”；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专任刑法”；杂家“漫羡而无所归心”；无力单独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历史曾先后给过法家、黄老之学以治国良机，可惜均不堪大任。

若说儒学至尊地位得自武帝一言，武帝亡故，其威权不再存在，何以儒学绵延至两汉之末，无人翻盘？再者，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是摆脱儒术的最佳时机。早在先秦，诸夏即有夷狄交侵之患，文明有倒退到“被发左衽”时代之可能，故《春秋》提出“夷夏之变”的命题。韩愈《原道》论“夷夏之变”，最得其旨：“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若能“进于中国”，行华夏之礼，文化达标，则“中国之”，视其为华夏的一员。夷狄在与中原的长期交往中，目睹中原风俗美、人伦厚、文化典雅，皆生仰慕之心，故不仅拒绝“以夷变夏”，而且主动追随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自觉完成文化上的蜕变。

匈奴族酋长刘渊，少年即习儒学，定鼎中原后，大兴经学，明儒张大龄赞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羯人石勒称赵王之后，“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制轩辕之乐，八佾之舞，“礼乐备矣”。拓跋珪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朝廷以隆礼延聘经师沈重、熊安生等，令“天下慕向，文教远覃”。北魏宣武帝，“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史·儒林传》）。《南史·儒林传》收录经学家29人，《北史·儒林传》收录53人，北朝多于南朝，且不乏徐遵明、刘献之等名儒。北朝经师多聚徒讲学于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熊安生“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极一时之盛。六朝经师创为义疏之学，皮锡瑞《经学历史》赞其“有功于后世甚大”，而北朝风气朴茂，少有南人清谈之风，故“以纯正胜南也”，成为经学史上的精彩一页。毋庸讳言，北朝地区“华化”步伐的加速，恰是由北方民族所主导的。

学界每每盛谈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殊不知形成此次融合的文化核心是儒家经学。

经学蕴含“常道”

中国学者多经史兼治，两者关系密切，但不相杂越。“史”，记载的是变动中的现实，有特定的时空范围，以事件始末、人物经纬等为主线。“经”，最为人称引的训解是“常也”。“六经”追求的是超越时空、可大可久、符合客观规律的常道。历史犹如无固定水道的河流，总是左右偏摆，不可能自发地按“常道”发展。故历史的发展，需要“经”的指引。章氏称“六经”为先王经纶宇宙的典章，可谓深得经旨。

儒家经典能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欢迎，成为不断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主要原因如下。

1.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孔子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转换着眼，论述从小康走向大同的必然性，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终极理想目标。孔子反对苛政与暴力，主张建立完美的人格标准，以温和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教化民众，从文化上实现社会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理想，其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民众对未来的期待，深受历代知识精英拥护。

2.将道德成长作为人生的基本课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充分论述人何以为人、如何修身进德、如何治学等重大问题，引导大众做合格的社会人、做优秀的社会人（君子）、做杰出的社会人（圣贤）；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走向大同的四个台阶；这一逻辑链环，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做了恰当的勾连，司马迁、文天祥、王阳明、顾炎武等精英无不受其浸润。

3.理论与实操兼具，足以回应传统社会的所有问题。如《周礼》构拟的官政大法，覆盖传统国家管理的所有方面。《仪礼》记载的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生活样态。《礼记》各篇涉及广泛，《月令》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法规范化，《乐记》论述中华的乐学思想，《学记》综论教化万民的学理与方法，《大学》乃入德之门，《中庸》谈心性修养，《儒行》展示儒者气象，全书既有天下担当的引领，又有坐立行走、言谈交接的细节，上下纵横，皆有布局，均能展开；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体系符合普遍的人性，具有真正的普遍价值，诚如《礼记》所说，“放诸四海而皆准”，故深受当时社会欢迎。

以上数点，两汉时期有哪家哪派的学说堪与比肩？故武帝独尊之。

恢复经学学科地位刻不容缓

西方大学体系被全盘引入中国后，经学被彻底排弃在外，经籍在西方图书分类的书架上被胡乱插放，作为中国学术冠冕的经学已成文化游魂。经学的消解，使原本血肉一体的中国本位文化失去价值依托与内在逻辑，犹如“钱串子”被抽取，只有满地散钱。史学、子学、文学日益碎片化，转而从西学体系中寻找理论依据，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列举儒家经典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认为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其重要性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向国际社会、向国内的亿万民众解释：在中国高校学科体系中何以没有经学的学科地位？

为经学正名，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确立经学与文学、史学同等的一级学科地位，既是对中国学术史的尊重，也是重拾文化自信、再造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前提。尔今正当其时矣。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