脍炙人口的治家要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篇流传数百年，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就是相传朱熹所作的《朱子家训》。此文辗转传播，至清朝康熙年间，遂传遍大江南北，出现了一大批注释、讲解、发挥、吟咏之作。不仅士人百姓诵读践行，奉为圭臬，官府发布公告甚至断案，也引以为据。相传道光皇帝所用的碗上即铸有《朱子家训》的文句，名著《官场现形记》中也引了其中的话，连五六岁的儿童都能将其背诵。国学大师俞樾在《耳邮》中记载：

山东人朱翁商于姑苏，性好施与，有以缓急告，辄假贷之，不责其偿。及病且死，其子问父外人所假贷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问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视之，一生吃着不尽矣。”俄而翁死，子发匣视之，中无他物，惟《朱子家训》一篇。

《朱子家训》之家喻户晓，为人所重可见一斑。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朱子家训》的传播再现新高，各种研究、普及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其中，既包括朱锦富汇辑本、朱杰人编注本、顾志珊、方彦寿绘图注解本等颇具影响的专书，也包括华中师范大学《朱子家训研究》等十余篇硕、博士论文，还有收录此篇的各种家训文献辑刊、大全、选编、萃编、家训史，绘画、剪纸、雕刻、碑刻、书法、歌曲、教案、读本、幼儿蒙学教材，大量的音频、视频资料，难以枚举。

至迟在元禄五年（1692年），日本已有抄本。上世纪以来，《朱子家训》进一步走出国门，先后被译为英、法、德、俄、日、韩、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马来等十余种语言，美国著名朱子学家田浩即有英译本。因其影响巨大，一些学者和读者称其为“家训之最”。

然而，这个“家训之最”的作者却不是朱熹，而是另有其人。

同名异实的两篇《家训》

传世的《朱子家训》有两种，彼此混淆已久，首先应加以区分。一种相传为朱熹所作，一为明末清初学者朱用纯所作。朱熹所作者原文如下：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兄之所贵者，爱也。弟之所贵者，敬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逞忿而报横逆，勿非理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义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学，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婢仆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谨哉!（明朱培《朱文公大全集补遗》卷八，明抄本）

朱用纯所作者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或《朱柏庐治家格言》，全文自“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至“为人若此，庶乎近焉”，凡五百余字。

最早将二者相混大约在朱用纯去世后的康熙末年，或许是因世人见用纯叔父朱大满赞扬《治家格言》的对联“鹿洞谈经传千秋师表，柏庐继志垂一脉家规”中“鹿洞”指朱熹而致误。雍正八年，朱熹十六代孙朱玉刊成《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该书既收录上举《家训》，又收入朱用纯《家居要言》，正式宣告二者皆为朱熹作品。其后，吕抚《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陈敬璋《朱子文集补遗》、陈宏谋《养正遗规》等皆延续了朱玉的错误。

乾、嘉时期，一些著名学者已发现这一问题，进行了纠正，如翁方纲、严可均、孙志祖、陈其元、孙璧文等。其他不少学者也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辨析。经过这些澄清，两篇《朱子家训》的著作权算是比较清楚了。但令人疑惑的是，直至今日，却仍然有将二者混淆者。如学苑音像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朱子家训》，内容为朱柏庐《治家格言》，却标明作者朱熹。甚至在朱熹父母之邦的徽州岩寺“徽州文化园”里，《朱子家训》的首句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仍然是朱用纯所作。

朱熹《朱子家训》的真伪

早在1994年，笔者就怀疑过相传朱熹所作《朱子家训》的真伪，将其列入朱熹疑伪作品。近年作《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根据新的材料，又重新作了仔细研究，仍然认为该篇不似朱熹作品，理由如次：

首先，从文献流传来看，目前所见最早的出处为明嘉靖四十一年朱熹裔孙朱培所辑《文公大全集补遗》卷八，云出自《朱氏家谱》。现存明代至民国朱氏家谱、族谱、宗谱多达三百余种，其中不少收有该篇《家训》。但奇怪的是，朱培之后，整个明末均未见文献载录者。直至清初，方见于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朱启昆《朱子大全集补遗》，以及前引元禄五年日本抄本等，它们皆承袭朱培而来。由此看来，该篇《家训》的源头为明代朱氏家谱，开始仅在家族内部流传。经朱氏后裔录出，清初方稍表见于世。

我们知道，家谱、族谱类文献可靠性一般较差，其间充斥着大量疑作、伪作。当然不是说这类文献完全不能利用，而是使用时须仔细甄别，万分谨慎。从朱培《文公大全集补遗》收文情况来看，不能不说《家训》一文十分可疑。首先，该书总体质量很差，八卷之中，绝大部分为误收他人之作，其余也多在疑似之间。真正证据充分，确为朱熹所作者，一二篇耳。可见编者对相关文献未加认真考订，全书疑伪充斥，不可据信。尤其是同出于《朱氏家谱》的八篇诗文，《家政》已知为王十朋所作；《不自弃文》清钱泳认为唐权德舆所作；《建阳县学藏书厨铭》乃抄袭苏颂《苏魏公集》卷七十二《书帙铭》《诫》两篇而小变之；《蒙斋铭》《敬义斋铭》为真德秀所作；《艮泉铭》为韩元吉所作；《题双桂书院》也十分可疑。以此为旁证，七篇既伪，《家训》一篇自难独真。

其次，从思想内容来看，有显与朱熹思想相左之处。如“勿非理而害物命”，“物命”云者，从古儒家经典无闻，乃释氏常语，见于《摩诃僧祇律》卷十四、《弘明集》卷二等多种佛教典籍及《千金翼方》卷十四、《太上黄箓斋仪》卷二十二等。尽管儒家也提倡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君子远庖厨，周敦颐不除窗前草，《西铭》讲民胞物与，程颐谏宋哲宗折枝，但与“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是有本质区别的。儒家虽讲天人合一，以仁义为本，但也讲理一分殊，爱有差等；释氏以世间一切均为缘起性空之非真实存在，因此眼里众生乃执着于虚幻的可怜罪人，故责在普渡，予一切众生安乐为慈，拔一切众生痛苦为悲，显然与朱熹思想南辕北辙。又如“守我之分者，理也；听我之命者，天也”，此非儒家理一分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意，乃重在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有类道家清静无为、抱弱守雌的消极人生态度。老子说“释道而任智者危，弃数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成者非所为，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与，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不德，所杀不怨，则几于道矣”，庶几近之。这显然与朱熹修身养性、内圣外王的思想有别。

再次，从立意谋篇来看。此文半数篇幅为空泛而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如三纲五常之类，又未一气贯彻到底，夹杂了“谈人之短”“人有小过”“逞忿而报横逆”“见不义之财”等具体细目。作为家训，大道理不如具体的行为规范易于践行，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宜效法《论语》；而该篇细目又挂一漏万，如勤俭、嫁娶、门风、慎终追远等治家必不可少的重要条目皆缺。相比之下，朱熹其他有关治家的篇目，如《童蒙须知》《戒子帖》等，显然更具实用性。而与朱柏庐所作相比，后者似更接地气，警句迭出，有如醍醐灌顶，易记易行，故其总体影响大于前者。岂一代儒学宗师，孔子之后第一人之朱熹，所作尚不如明末清初一老儒乎，故作者当另有其人。此外，“君之所贵者仁也”既不在“修身”的范围，也不在“齐家”的范围，似不宜出现在家训中。因此，该文的立意谋篇实难言佳。

最后，从写作表达来看，该篇有文意重复矛盾之处，试举一例。文中反复谈到对他人未善者的处置态度，竟然有八处之多：“不肖者”“谈人之短”“仇者”“怨者”“人有小过”“人有大过”“人有恶”“报横逆”。短短三百余字，相同相近的意思显然过于重复了。且重复之中又有自相矛盾处，上文说“见老者，敬之”，下文又说“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既言“慎勿谈人之短”“人有恶，则掩之”，又言“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作为“雄视南宋”“于文无所不能”“行云流水之自然”“气醇而理鬯，辞约而旨远，凡为文者殆无以或尙”“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的文章大家朱熹，写作水平恐断不止此。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篇应非朱熹所作。

余论

当今中国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与空前挑战，日益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中心。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进文明互鉴，打破敌对势力设置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那么，传播普及传统文化，要不要顾及历史的真实性和学术的严谨性呢？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以《朱子家训》为例，有的学者认为对其真伪与作者可以不予深究。清儒尹会一《朱子家训演证序》云：

《朱子家训》不见于文集，世儒类多疑之。然其理彻乎上下，守之可以寡过，推之可以善俗，顾力行何如耳，多辨亦奚以为？

不可否认，宣传普及《朱子家训》的动机是好的，其效果也主要是正面的。但我们认为，弘扬传统文化首先也应尊重历史，讲求学术。只有这样，弘扬传承才更有牢固根基，也才能更令世界信服。正确引导基层普及传承，提供坚实支撑，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四川省委宣传部近年实施的“历史名人文化工程”提出“立足学术，着眼传承”的方针，值得认真借鉴。故对于托名朱熹的《朱子家训》，妥善的做法是只称《朱氏家训》，而不冠以朱熹之名。

（作者：尹波、郭齐，均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尹 波 郭 齐）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