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历来有重视记载河湖水道的传统,从先秦时期成书的《山海经》《尚书》到汉代的《史记》《汉书》等典籍,都保留了大量相关信息。东汉以后则有多部以《水经》为名的著作问世,其中有一部三国时期成书的《水经》,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情况。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嫌其简略,乃以其为纲,增广河流水系至2596条,撰成《水经注》四十卷,字数也超过原文20倍以上,郦道元被后世赞誉为杰出的地理学家。


如何撰注《水经》?依照郦氏自序,是对诸条水系“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缪(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通过网罗爬梳大量前人文献、碑刻铭文、公文书信,甚至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等材料,“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清人王先谦语)。注文所引很多材料后世已经亡佚,赖《水经注》得以部分保存。

清人沈德潜说:“余少时读《水经注》,服其真能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路”,《四库提要》则说“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俱不免附会乖错,……传闻失实”。谭其骧先生说:“古今有许多学者认为,全部《水经注》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词句外,便都是郦道元根据他自己的调查、考察、研究所得写下来的,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郦道元一生游历所及,无法涉及南朝疆土,就是北魏境内,也是很有限的几处。郦道元自述“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治学方法是“默室求深,闭舟问远”,“可见他决不是一个大旅行家,更不可能是一个从事大范围实地考察的工作者。”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缘于郦道元提及“访渎搜渠”。仅以字面意思容易理解为郦氏十分注重实地考察,谭先生提醒,结合上下文便可明白,“原来他是根据‘前文’即前人作品所载水道源流和两岸经历,一渎一渠地缉缀下来的。……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见亲闻所记下来的那一小部分。”实地考察在《水经注》的成书过程中是否起到关键作用,已经成为定论。

尽管如此,倘若将郦道元的“亲见亲闻”,即其游历考察所得与《水经注》成书分别讨论,似乎仍有新的收获。按郦道元一生,因私因公多次游历,行踪涉及北魏境内多地。郦氏祖籍在今河北保定涿州市,《水经注》对这一带的描述极为详细,便可能与他童年的记忆有关。道元少时,跟随父亲郦范长期迁居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熟悉青州一带地物,如《水经注》卷二六记述熏冶泉水源头一带景色优美,实为“嬉游之处”,“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又有“(石井)水北流注井,井际广城东侧,三面积石,高深一匹有余。长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赑之音,惊川聒谷,漰渀之势,状同洪井,北流入阳水。余生长东齐,极游其下,于中阔绝,乃积绵载。”道元成年随父到北魏都城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中央政府任职,数年后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身为京官,有多次随同皇帝巡行的机遇,如“余以太和十八年(494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之辞也。自台西出,南上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不仅详细记载孝文帝巡幸阴山讲武台一事,还将讲武台周边的地理风貌一并保存下来。郦道元后又外任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郡太守及东荆州刺史等职,得以因公前往北魏多地。《水经注》卷二十五:“余昔因公事,沿历徐、沇,路迳洙、泗,因令寻其源流”,卷三十二也说:“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车所届,次于决水,访其民宰,与古名全违。脉水寻经,方知决口。” 通过实地踏察发现与典籍记载间的抵牾,进而做出合理辨析。引述他人著作时,也留意该作者是否亲睹该水。仕宦途中,他甚至还有机会再返青州故地,重游石井水,“后因王事,复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赋诗言意。弥日嬉娱,尤慰羁心,但恨此水时有通塞耳。”

早郦道元约六百年的太史公司马迁,其游历考察与撰著《史记》,与郦道元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太史公自述,还是后人对《史记》的评价,几乎都对其游历给予充分重视。《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游历途中,往往带着明确的考察任务,《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游历所获是《史记》重要的资料来源。早年的游历,仕宦生涯中的奉公出行,跟随帝王巡游以及为“成一家之言”进行的实地探访,司马迁郦道元都有极为相似的考察经历。对于难以亲往的异域藩邦,二人竟然也都要寻觅良机采访蕃使,力图获取更为直接的信息。

同样的游历活动,为何后世会出现差异如此之大的评价?问题应该出在著作的性质上,即《史记》是一部开创性的史书,《水经注》则是一部公认的地理书(郦氏却不一定认可)。既是地理之书,势必会考量是否充分开展实地考察。不过,依照当时的科技条件以及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些都不容易实现,《水经注》的成书,只能通过大量的文献搜集整理,查验比勘来完成。在不具备现代交通条件的情况下,古人的游历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辅助动力来完成,日常起居、后勤保障也是大问题,考察范围势必受到极大限制。即便拥有现代科技条件支持的今天,要在大半个中国这样巨大的地域空间内进行实地考察,其范围与内容的完成度依然不会太高。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明末清初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方才涌现出一批如徐霞客、王士性及梁份等学者走出书斋,转以野外踏察为重心,以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现代地理学雏形的地理之书。

综上,将郦道元的游历考察与《水经注》的成书手段单独讨论,是较为稳妥合理的做法,能分别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清代学者王先谦研究《水经注》三十年,生平足迹所至,必随身携带此书,不断通过实地考察来核验书中所记,计划通过绘制地图,参考其他史志及清代政区来为注作疏。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熊会贞师徒二人历数十年完成《水经注疏》及《水经注图》,赓续了郦道元开创的学术事业。今人研究《水经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必然并重,然则郦道元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做到了他应该做的,沈德潜以“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评价《水经注》,也是对郦道元学术生涯的肯定。

(作者:刘新光,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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