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李明泉

对人生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切，对生命的关怀，是儒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社会进程的真切反映。从“克己复礼为仁”的参与态势，到“不平则鸣”的内心外化，现实主义始终是儒家艺术思想的精魂。

儒家现实主义精神从艺术鉴赏中发现其经世致用的艺术功用，注重发掘、体味作品蕴含的现实意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林之名。”（《论语·阳货》）这是对诗的作用的分析，也包含了对艺术的肯定。汉代的《毛诗序》论诗歌的作用时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曹丕更看重艺术的力量，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诗教说”“政教中心说”成为中国艺术“文以载道”的传统。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观点，他虽吸取了《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思想，但更鲜明主张“美刺”，写了不少“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讽谕诗”。“唯歌生民病”，但遭到统治者的切齿痛恨，连宪宗也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以诗歌为武器，批评政治，反映现实，具有大无畏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创作勇气。

现实主义精神对近现代文坛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方面是过分强调文艺的作用，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这种人为加重艺术的承载力，将艺术等同政治，搞微言大义、对号入座，使艺术本体受到了打击和伤害。另一方面是无视艺术的道德教化作用，把娱乐性作为艺术的唯一性，疏远生活疏远群众疏远人心，沉醉心灵的自我回声，把现实主义当作紧箍咒，以伪现代主义取而代之。两种极端的现象表明中国艺术在理解和接受儒家理性精神时的摇摆和彷徨。现在是认真研究中国艺术作用“度”的问题的时候了。

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儒家现实主义精神最鲜明的体现。韩愈继承了孟轲、董仲舒等人的儒学思想，极力宣扬儒学的道统原则，主张“文以贯道”，为现实服务。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认为，文艺作品发而为言辞，是因为作者心中郁结着不平，或处于不合理的社会地位，或遭遇不公平的生活境遇，或贤者的才能得不到施展，或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切不平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往往成为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原动力。他指出，文艺作品的创作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自身遭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重要方面揭示了现实主义文艺产生的某种规律性。所谓时代不幸诗家幸，大痛苦大挣扎大磨难大悲欢往往孕育了伟大的作品。从楚国的屈原，汉代的司马迁、司马相如和扬雄，到唐代的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都是善鸣不平者，他们以作品反映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与不平，表达对不公平的反抗与不满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可见，“不平则鸣”实际上概括了文艺反映现实中的矛盾斗争这一基本原则。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给韩愈以巨大影响。司马迁看到一切掩盖社会矛盾一味美化现实和歌功颂德的作品从来是不成功的。唯有“舒其愤”“舒其懑”，批判社会的黑暗，同非正义的势力宣战，作品才具有时代的历史的价值。

儒家现实主义不仅强调批判性，同时注重真实性。一部《史记》尽管有历史的出入和剪裁的失当，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实录直书”“放言无惮”，皆表现出大无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司马迁的笔下不是“山呼万岁”，而是披露事实，既写君王的雄才大略，称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也揭露其贪图长生不死的腐朽生活和残暴专制，最终引得武帝大怒，“削而投之”。

东汉王充虽不是正统儒家，但接受了众多儒家思想。在“真”的问题上，他因受到君子“不妄言”，“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文言》）的影响，致力于探讨美与真的关系。他的《论衡》主旨在“疾虚妄”，反对“言事增其实”的文风，主张以“真美”战胜“虚妄”，认为文艺不能描写生活中看不到的、不存在的东西，只能描写实有的东西。他把描写“仙人之形”“蝉蛾之类”的绘画称之为“虚图”，甚至指责《诗经》的夸张手法为虚妄，这就未免太过。但他对真实的认真追求态度，对校正浮夸虚幻的文风是有针对性的。尤其在当今人文精神普遍感染“浮躁”情绪，不能静心研读、艰苦采访、深入生活底蕴的情况下，以“真美”和“疾虚妄”为旗帜，也许能激发创作出一批现实主义力作。

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李明泉）